熟悉日本文化的朋友都知道，现代汉语里的不少常用词汇，原本是从日语中直接“引进”过来的。比如，生物、物理、化学、经济.....更有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极具时代特色的名词。这很大程度是因为，近代日本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接触、吸收往往比咱们要早上一步。
... 当今的日本共产党总部，红旗飘扬
客观看，历史上，日本也比中国更早的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897年，幸德秋水和片山潜就创建了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十月革命前，日本的京都大学里的一些教授们也都已经开始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研究工作。
所以，虽说日本共产党成立的比咱们中国晚了一年，但他们的起点并不低，像不少早期的中共领导人，也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譬如周恩来、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等等，他们中的很多，就是在日本学习、生活时，开始信仰的共产主义。
跟那个时代的多数国家一样，反对地主资本家甚至天皇制度和军国主义的日本共产党，在当年的日本政府眼中，被归为了“反政府”组织，成了各界无条件绞杀和打压的对象。
1928年，日共被日本政府直接取缔，其机关报《赤旗报》（しんぶん赤旗）也被认作“非法反动刊物”。此后的近二十年，日共成了非法组织，所有活动、宣传材料和党员关系都转到了地下，日共的领导班子也遭遇了多次血洗式的打击。
最典型的，像日共总书记德田球一，从1928年被捕，到二战后的1946年日本共产党恢复合法地位后，才被“特赦”出狱，算起来整整坐了18年牢；
另一位领导人野坂参三被迫抛妻别子，远走他乡，从莫斯科辗转来到延安，担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对敌工作部顾问，教育改造了大批日俘，同时积极为对敌策反工作出谋划策。
其中最为悲惨的，还属着名作家小林多喜二，被特高科逮捕后，于1933年，在刑讯逼供下惨死，年仅30岁。他临死前，还恳求看守，千万不要将自己的死讯和死前的遭遇告诉母亲。
... 小林多喜二
小林多喜二的作品《蟹工船》，在战后被收入到了日本高中语文课本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赤旗报》马上表达了严厉批判立场，明确指出了日本的行为是在“以帝国主义战争的形式侵略中国”。与此同时，日共还发行了《致士兵诸君》的小册子，号召士兵反对侵略战争；并出版刊物《士兵之友》，秘密发散到日本官兵中，宣传反战思想。
面对日共的各种“反战”活动，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在打压和迫害的同时，又搞了一套特殊的“手段”——把一些被逮捕的日共成员直接送到侵华日军的队伍中，强迫他们从事自己最为反感的活动，亲手打碎原本的理性信念。
只是，这次日本政府打错了算盘。
要知道，《赤旗报》早前表的文章——《如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中出现的一个谬误》里，就明确主张过“要主动应征入伍”。
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杀戮，掌握斗争武器，还可以将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理想播撒到军队之中，进而一点点瓦解帝国主义阵营，同时再尽自己所能，帮助中国人民和其他东亚受压迫民族。
下面要讲的“伊田助男”事件，就是日共成员以个人生命为代价，来见证信仰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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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初春，在吉林省汪清县大梨树沟马家屯，周保中领导的“抗日救国游击军”与日本关东军进行了一场遭遇战。
面对敌强我弱且弹药粮草又十分匮乏的局面，游击队显得十分被动。然而，就在战斗的间歇，负责巡逻的游击队员意外在一处隐蔽的松林中，发现了一辆满载子弹、发动机被人为破坏了的日本军车，在河边同时躺着一具日本士兵的尸体，随身揣着一张纸条：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
我很想和你们会面，但我被法西斯野兽胁迫，走投无路，我决定自杀。这里把我运来的10万发子弹赠给贵军。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
共产党员伊田助男
“伊田助男事件”的发生，让关东军领导层极为恼怒。该旅团被集中进行“思想整训”，负责人遭到了解职处分。
不久后的清明节，抗日游击军和马家屯的群众，把伊田助男的遗体和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抗日游击军烈士合葬一处，并在墓前隆重追悼了这个以死相助的“日本共产党员”。
随后，1935年，王明在中共大会上做的报告《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中，还重点引援了伊田助男的事例。日本国内的《赤旗报》也对伊田助男的选择给予了大肆褒奖和肯定。
... 当年日本共产党内部刊物对伊田助男的报道，把他视为英雄
此外，更为着名还有与德国“红色间谍”佐尔格一起被捕，并共同就义的尾崎秀实先生。
尾崎秀实出身名门，非常通晓中国文化，“七七事变”后，他成为近卫文麿首相的“嘱托”（顾问）兼私人秘书，经常参加日本政府高层会议。
在尾崎秀实的运作下，两名日本共产党员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被巧妙的安插在了日本政府的要害部门。中西功进了满铁调查部，西里龙夫则担任着“中国派遣军”的情报分析员，两人分驻南京和上海，都是中共地下党潘汉年小组的重要情报来源。
在他们的努力下，日军的许多大动作能屡次被中国方面提前获知，让“扫荡”敌后根据地的行动每每扑空。
尾崎秀实从事情报工作不要报酬，还经常倒贴钱进行活动。对此，他自己的解释是，反对日本现政府，就是在爱国——侵略战争只会摧毁日本，只有制止侵华战争，才能使东亚人民从毁灭性的灾难中解脱出来，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也是不会被轻易征服的。
最终，在佐尔格、尾崎秀实暴露后，中西功和西里龙夫也随即被捕，他们受尽酷刑，也没供出过一人。
... 电影《佐尔格》中，尾崎秀实在严刑拷打下，立场始终坚定，不断痛斥日本军部的侵略行为
相对年轻的中西功和西里龙夫挺过了各种惨无人道的刑讯折磨，由于两人在狱中正撰写着《中国共产党史》，日本特高课认为非常有参考价值，遂将死刑推迟执行。再往后，日本战败投降，根据美国占领军要求，当局必须释放全部政治犯，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几个幸存者终于得以释放。
在三年多的关押中，西里龙夫以雄辩的教授式口才和渊博的学识，把审讯室和监狱当成了讲堂，联系到日本战事的不断失利及国内饿怨载道的无情事实，继续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反战理念。等西里龙夫出狱的时候，甚至连身边的狱警都成了他的“粉丝”。
... 西里龙夫（1907-1987）而中西功因为常年的刑讯逼供，多次被打得内脏出血而昏死过去，落下一身伤病。
出狱后，中西功拖着伤病之躯，排除各种艰难险阻，为中日友好奉献了毕生精力。
据中西功的夫人回忆，到了1973年，中西功患病弥留之际，心里记挂的，仍是三十年代在上海的那段“斗争岁月”，他断断续续地的：“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胜利的人们……他们有了自己的共和国……”
按照中西功的遗嘱，他的墓志铭上写着：“为全世界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最后一滴血！”
...现在看来，当年的日共，知识分子风气非常浓厚，它的领导人不是名牌大学生，就是教授、政府公务员或者着名记者、文人。就是这样一些已经拥有了一定社会地位，并不愁吃穿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却要执拗的为穷人搞“革命”，旗帜鲜明去反对现政府的战争策略，甚至不惜背上“叛国的通敌”的罪名，付出生命的代价。
讲真，即便日本这个国家总是令人反感，你也得承认，在那段岁月中，日本共产党们，确实是一群相当值得尊敬的人。
